贺龙、叶挺率领红军快来了!这一轰动人心的消息，象春雷似地从远处传来。  自从反动派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这几个月间，潮汕工农劳动群众，受尽了反动派白色恐怖的残害和压迫。许多从屠杀、活埋、绞刑、监狱等死亡线上逃出来的人们，咬着牙，忍着泪，掩埋好牺牲同志的尸体，包扎好自己的伤口，继续走上斗争的道路。  我们访问了好几个牺牲同志的家属。他们的笑容和眼泪，他们的仇恨和兴奋，他们对即将到来的红军，那种迫切期待、欢欣鼓舞的心情，真使我们感动的说不出话来。一个黄昏，我们在乌桥一间板屋内，访问了一位姓熊的轮渡工人的母亲。她白发苍苍，眼睛闪着对敌人仇恨的亮光。拿出牺牲了的儿子的血衣，一面抖着，展开那件穿了些弹孔，尽是血渍的破旧白衣，一面激动地说：“等红军到来，我要用这件血衣当作旗子去欢迎他们!”她那倔强和悲愤的表情，使人想起高尔基小说：《母亲》里那位革命母亲尼洛夫娜的形象。  “我们的队伍来了!”人们欢呼着。这是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四日。由贺龙、叶挺同志率领的红军，由南昌起义直下到潮汕来了。  各县农村都纷纷准备着，组织武装迎接红军。汕头市的工人、革命青年、学生和妇女们也早就动员、组织，准备响应迎接红军。反动派手忙脚乱，曾把几个监禁的革命青年绑到中山路尾枪杀，但是也无法阻挡这时代的洪流，无法阻止人们对于革命的向往。  红军到达潮州时，群众就去潮州的西湖开欢迎大会，除了工人队伍和城郊的农民，沿潮汕铁路两旁的农村，如宏安、大寨、舍石、仙都、仙东、沙溪头、鹳巢、浮洋、彩塘，枫溪、乌洋等乡的男女农民，有的以过去的农民协会组织为中心，有的自动成群结队，跑到潮州城来迎接自己的军队。有个参加大会的青年学生告诉我说：“昨天的西湖山，差点给欢迎红军的人群踩塌了!那种浩大热烈的气势，真有如狂风暴雨，不可抵挡。任何人看到这种场面，都会深深信服革命力量的伟大。红军在群众们的心眼中，就象旱天的豪雨，一切苦难的救星!”  九月二十五日，红军进入汕头市了。全市好象沸腾一样。人们兴奋地互相传播着消息。大街小巷挤着看红军和欢迎红军的人群。红军战斗员和男女政工人员，都给太阳晒得满脸红黑，看样子很疲倦，但却个个眼光炯炯，精神焕发。许多工人在忙着给红军打水端茶、亲热如同久别重逢的兄弟。  我看到一位老太婆拉住一个红军战士在诉说：“我的大儿子因为加入农会，被反动派抓进监狱屈死了，又要抓我小儿子，他逃路了，至今不知生死存亡!但是那些狗官还要罚款，迫得媳妇嫁了，孩儿卖了，还没凑够二百元，还迫着……，现在只剩下我这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婆，孤苦伶仃讨饭挨日子……，你们要替我一家报仇啊!”她说着说着便放声大哭。周围的人也跟着流泪，咒骂着反动派!  有一位老太婆拿着仅有的一只鸡，来到大埔会馆面前，连喊带哭地说：“我只有一条老苦命和这只鸡。我老了，没什么帮助革命了，就把这只鸡送给同志们，让你们吃了打敌人更有力量。我们革命早日成功，我儿子、媳妇的仇有得报!”  红军进入汕头后，政工同志们组织了慰问队，四处向牺牲同志的家属进行慰问。我也参加了这项工作。我亲眼看到有很多工人自动要求跟红军走，死也不肯离开。他们愿意当向导，抬担架，搞炊事，抢着代牵马，代扛枪，有很多工人节食，收集食物，把家中养的鸡、鸭和鸡蛋送给红军。  第二天，在牛屠地(现职工中学附近)开了群众大会。一队长长的工人队伍开来了。他们高喊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反动派!代牺牲同志报仇!”的口号。啊!我看到，走在队伍前头，高举着一面血衣做旗帜的，正是乌桥那位姓熊的工人的母亲。他一面高举着旗帜，一面高呼着口号。她虽然白发苍苍，脚步还是那么稳健。当她刚走入会场，从主席台上便跳下几个同志，把这位革命的老母亲扶上主席台，她高举着旗帜，使人们对敌人刻骨仇恨，也使人们坚信：革命一定得到最后的胜利!  过一会，周恩来、贺龙、叶挺等同志出现在主席台上了，全场的欢呼声、鼓掌声响成一片。不少首长讲了话。当时没有扩音机，可是那种慷慨激昂的声音，非常雄壮响亮。他们的每句话，给人民群众对争取自己的解放，有着无限的鼓舞。尤其是周恩来同志，他是潮汕劳动人民最熟悉最爱戴的革命领导者之一。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进入潮汕市的第三天，便是苏联十月革命八周年纪念日。那天晚上在永平酒楼开军民联欢大会，我们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当时还有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等。一九二六年，周恩来同志任东江行政委员，曾亲自主持东江行政会议数天(地点在现在的外马路第二小学校)。那时我以新闻记者身份参加。周恩来同志那种坚毅、和蔼的态度，给人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同年，周恩来同志委任李春涛同志接收反动报纸《平报》，创办《岭东民报》。李春涛同志任社长，我任副刊编辑。该报《革命》等副刊的版头字还是周恩来同志的手笔。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叛变革命时，李春涛同志被害。我把这些副刊藏在乡间。记得我还对冯铿同志说：“等将来革命成功了的时候，把这些报纸拿出来看看，不是很有意义?尤其对李春涛等同志，是很好的纪念品。”我们的这个志愿实现了，这些报刊一直保存到全国解放，前年已被北京人民大学拿去作为《中国报学史》的资料。  红军进入汕头的第二天，便出版了《革命日报》。据说《革命日报》的报头字是郭沫若同志题的。后来红军撤退，我把仅出版三天的《革命日报》寄藏在一个农民家里，可惜后来这家农民给反动派连房子都烧光了。  红军退出汕头的前一天，下午三点钟左右，我正站在三楼的阁台上，忽然听到了冲锋号声，接着就是激烈的枪声。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停在妈屿口的反动派军舰“飞鹰”号，派了一百多名兵匪分三路偷偷登陆，企图袭击红军。但只经过十多分钟的战斗，就被红军全部消灭了。  但是反动派当时拥有很多军队，敌我势力悬殊，红军终因寡不敌众而主动退出汕头。  红军虽然长途跋涉，给养不足，但战斗意志坚强，情绪高昂，沿途粉碎了白匪军和地方反动地主武装的截击。普宁城是当时潮汕地区反动派、地主豪绅恶霸的中心堡垒。红军回击这些反动势力攻普宁城的时候，附近十几个乡的农民，都自动协助红军攻城。男的女的，送茶送饭，还纷纷拿出土枪、铁矛、竹枪、斧头、尖担、锄头助战。在东门外山陵丘陇，燃起柴火，击鼓助威，把大地主恶霸方十三等吓得魂飞魄散。后因大量敌军陆续开到，红军在歼灭敌人一个连后，主动撤退了。  当时红军撤退到流沙(现普宁县城)地区时，整个形势已经决定，不能再停留在潮汕了。贺龙、叶挺同志，在流沙群众大会上，对红军和农民们说：红军虽然遭到暂时的失利，我们有共产党的领导，人民的支持，最后革命一定会胜利的!  周恩来同志和郭沫若同志等，都曾住在流沙墟旁白塔秦的一座祠堂里。抗日战争时期，我曾来到这里，访问了当地的农民们。他们告诉我哪地方是当时红军官长住过的，哪地方开过会。农民对红军的爱戴热情，使我感动得几乎流下泪来。  红军在苦战中牺牲很大。存下来的其中一小部分到海陆丰和彭湃同志所领导的工农武装会合，成为后来海陆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骨干。同年十二月底，再会合广州暴动后撤退出来的武装，在党的东江特委的领导下坚持斗争。还有一小部分退入南山，成为后来创立南山根据地的武装骨干。其余的都退到闽西赣南。  红军从九月二十四日到潮汕，至九月三十日撤退，为时只有七天。潮汕广大的劳苦人民，把革命的七天，亲切称为“七日红”。虽然只有七天，但在潮汕革命史上，起着极其重大的作用。特别是红军战士们那种艰苦、勇敢的精神，处处爱护人民的行动，给人民留下永远不能磨灭的印象。记得红军撤退时，揭阳、普宁交界三洲地方，一只渡船的父女俩，因不肯渡过敌军，竟被枪杀沉尸江底。第二天尸体浮出水面，女儿还紧紧抱住父亲的大腿。象这类可歌可泣的事情，是讲不完的。总之，人心倾向共产党，红军虽然遭到挫折，暂时撤出潮汕，但是人民始终把共产党当做自己的灯塔。今年纪念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回首“七日红”，使人们无限感奋，“七日红”将永远辉煌地记载在中国人民解放运动的史册上。"载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五日《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