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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起义(资料)
林疋编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和武汉政府公开反革命以后,在武汉政府统治下的各省的军事政治状况,变得非常险恶。从军事上说,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第四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军,已被调到九江和南昌一带;国民党反动派朱培德的第三军、第九军移驻樟树、临川,程潜的第六军向南昌集中,有包围第四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军的形势。从政治上说,武汉政府已完全反动,汪精卫、唐生智等正在疯狂地屠杀我党和镇压工农运动;第二方面军的总指挥张发奎虽仍表示反唐,但已深受汪的影响,对我表示不满,要“在第二方面军之高级军官中之CP分子如叶挺等退出军队或脱离CP”。但反革命派的所有这一切罪恶行动,并没有把革命镇压下去。湘鄂等省的农民和工人,仍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下继续不断地进行斗争,直至局部地发动武装斗争。根据当时的形势,党中央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周恩来、恽代英、彭湃、吴玉章、林伯渠、刘伯承、聂荣臻、李立三等同志先后到九江、南昌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叶挺同志影响下的第四军、第十一军的一部和贺龙同志领导的第二十军也向南昌集中,准备解除在南昌的第三、第六、第九军的武装。七月二十七日,根据中央的命令,以周恩来同志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在南昌正式组成,并定于三十日晚举行起义。但二十九日早晨和中午,张特立(按即后来成为叛徒的张国焘。——编者)突然自九江发密电两通致前委,谓起义宜慎重,无论如何须等他到再决定。当时前委认为:起义决不能停止,仍继续进行一切准备工作。三十日晨,张特立到南昌,当开前委会。张特立谓:起义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否则不可动,在军队中的同志可退出,到各地农民中去工作。张又说,目前形势,应极力拉拢张发奎,起义须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亦不可动。当时,周恩来,恽代英、彭湃、李立三等同志都一致反对此项意见,谓起义断不能推迟,更不可停止;张发奎已受汪精卫的影响决不会同意我党的计划;我党应站在领导地位,再不能依赖张。争论数小时未决。到三十一日晨再开前委会,又辩论数小时之久,张特立不得已,最后表示服从多数。于是前委即决定于八月一日上午四时起义。起义命令由叶挺同志起草,用贺龙同志(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名义发布。不料二十军第一团的一个姓赵的军官泄漏秘密,将起义的计划告诉了朱培德的部下。朱培德马上准备抗拒。在这样的情况下,前委决定提早两小时起义,但终因敌人已有准备,起义军已增加了很多困难,直到早晨六点钟始将三、六、九军在南昌的部队完全缴械。
起义胜利后,即成立了中央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在革命委员会下面,分设党务委员会,参谋团、农工委员会、宣传委员会、财政委员会、秘书厅、总政治部、政治保卫处等机关。军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的番号。贺龙同志为第二十军军长,辖第一,第二,第三师;叶挺同志为第十一军军长,辖第十、第二十四、第二十五师,但其中的第二十五师拨归朱德同志指挥,当时朱德同志任第九军军长。
起义胜利以后,军事行动的策划,政权的组织,土地政纲的制订,财政政策劳动政策的决定,宣传工作的开展,对反革命的镇压,党组织的加强,等等,都是迫切地需要进行的工作。兹将这些工作进行的情况分述如后。
一 军事计划和回粤的经过
(一)关于回粤路线的讨论
关于回粤路线的问题,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主张由樟树、赣州,取道韶关,沿粤汉路直取广州;另一意见主张由赣东经寻邬直取东江,认为走此路线可以避免敌人之攻击,并且可以很快的与东江农民起义联络。当时大多数同志都赞同第二种意见,只有很少军事工作同志及一部分非军事工作同志主张第一种意见,结果遂决定经赣东取东江。
(二)由南昌至瑞金
八月三日至五日,军队先后离开南昌,向临川前进。时天气极热,沿途多系山路,每日行六十里,实际多至百里。兵士负担极重,每人背二百五十发至三百发子弹,机关枪大炮,都系自扛(因无民工)。沿途全无农民支援,加以反动派宣传的影响(杨如轩事先通电各县,说我们是匪军实行公妻共产),沿途农民闻风而逃。食物与饮料全买不到,甚至终日难得一粥。渴则饮田沟污水,以故兵士病死极多,沿途倒毙者络绎不绝。同时军队中多无军医处、卫生处等组织,病者无法救治。加以宣传工作极坏,兵士全不明此次起义的意义,因此军心大为动摇,逃走极多。仅行军数日,实力损失已在三分之一以上,遗弃子弹将近半数,迫击炮几乎完全丢尽,大炮亦丢了几尊,逃跑及病死的兵土将近四千。
以蔡廷锴为师长的第十师于到达进贤时,将我们在该师的主力范进团(三十团)解决,开到福建去了。原来参谋团决定第十师走极左翼,与中路相距近百里,因此无法监视。
各部经三天到五天的行军,到达临川。在临川驻了三天,对外及对军队的宣传工作方才开始(前委才决定许多宣传工作的计划),在军队的党的组织和军队本身也有相当的整理,所以从临川出发以后的二十日中情形比较好,行军亦较缓(每日平均约五十里),兵士可稍休息,天气亦较凉快。但是沿途农民因受AB团的宣传,多惧怕我们,数日不见一人。譬如宜黄县城原有近二万人口,等我们到时,全城仅留有四十八个六十岁左右的男女(在我们未到前曾经土匪骚扰)。过石城后才比较好些。
到临川时,因为二十军,十一军的参谋都逃跑了,原定军事计划,有完全泄漏的危险,所以决定经广昌到瑞金后,改道经汀杭(汀州,上杭的简称。——编者)取东江。
我军由广昌出发,分两路前进。十一军为右纵队,二十军为左纵队,约定八月十八日在壬田市会合入瑞金。适钱大钧部的五十,六十两团在壬田市的前方布防,意欲堵截我军入粤。十八日上午,贺龙同志率一,二两师全部及第三师教导团一、二总队攻击前进;同时命令教导团第三总队及六团全部掩护。十八日下午与敌接触。敌兵力虽仅两团,但训练颇好,故能顽强抵抗,至次晨始退却。是役十一军到得太迟,二十军几为敌军击破。我军第三团团长阵亡,第四团团长受伤(到上杭才死),其余连排长伤亡十余人,士兵百余人。十九日革命委员会及后卫全部到达瑞金城。当时敌向会昌方向退却,教导团一、二总队追击,至距瑞金五十里的谢坊为止。
在瑞金得到敌人许多文件,方知敌人攻击我军的计划,并得悉敌人在会昌有钱大钧、黄绍竑两部,约计十八个团。遂改变计划,决定先攻破会昌之敌,然后折回瑞金,再转道汀杭取潮汕(潮州、汕头的合称。——编者),因恐会昌之敌不破,敌人可以随时袭击我军后方;同时过会昌经寻邬取东江山路很多,给养极为困难(据以后调查并不如是),故不得不先攻会昌再折回闽南而取东江。
敌钱大钧部一面败退会昌,一面将后方部队集中会昌城。当时我方有两个意见:一、周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等同志主张攻击会昌之敌,并图歼灭之。二,俄顾问纪功主张避战,速到汀州上杭入粤。争论结果,多数决定叶部即日向洛口前进。第二十四、二十五两师为主力军,攻击会昌之敌;另由教导团第六团及第二师的第五团为佯攻部队。决定八月二十四日拂晓同时向该敌进行总攻击。敌军主力约六千人,约等于我方攻击部队的兵力。上午六时我佯攻部队先与敌接触,七时许叶部与敌接触。但敌人顽强抵抗,直至下午四时叶部始入会昌城,缴敌械千余,俘虏九百余人,得敌人遗弃辎重甚多,我军亦伤亡八百多人。敌人向寻邬退却,我军仅追出三十里而回。二十六日敌人不知在会昌已失败,又由洛口开到二千余人,被十一军击溃。二十七日我军全部折回瑞金,旋由瑞金进军汀州。
(三)由汀州至汕头
在汀州时,关于取东江的计划有详细的讨论。当时有两方面的意见:一,主张以主力军由三河坝经松口取梅县,再经兴宁、五华取惠州,以小部分军力(至多两团)趋潮汕,盖料敌人恐慌已极,潮汕空虚,可以不战而取,并且经潮汕再取兴宁,五华攻惠州,过于迂缓,敌人有集中兵力攻击我军的可能。二、主张以主力取潮汕,留一部分兵力于三河坝监视梅县之敌,再经揭阳出兴宁、五华取惠州,盖恐敌人死守,潮汕不得,便难取得外面的接济。恩来、希夷(即叶挺同志——编者)均主前说,俄顾问与贺龙、伯承等均主后说,同时一般军官长期行军之后,均欲得地休息,多赞成后说,遂照后说决定。自汀杭到潮汕,沿途毫无战事,到汕头时敌人已退二日。
(四)汤坑之战与潮汕失守
原定到潮汕的第二日即向揭阳出发,但因筹取开拔费的关系,在潮汕停留三日始出发。当时二十五师留在三河坝,二十军第三师留守潮汕,因此出发前方者仅二十四师及二十军的第一第二两师,共计不够六千战斗兵。
九月二十七日,总指挥部在揭阳接到汤坑牒报,谓敌人王俊、黄绍竑部实力约千余人,已集中汤坑,准备向揭阳前进攻击我军。当晚总指挥即决计以全力用很迅速的手段扑灭该敌,故次晨即将驻揭阳的十一军二十四师及二十军的第一师扫数调向汤坑方面进发,第二师亦促令赶速由潮州开来。不料行至距汤坑约三十里之地,即发现敌人先头部队,遂与接触。敌被我军节节击退,我军获少数俘虏及枪械。是晚双方在距汤坑约二十里之地相对警戒,备极森严。次晨拂晓又开始战斗,我方仍有相当进展。至上午十时,敌军仍扼守高山,用极猛烈的火力阻我军前进。我军勇猛与之搏斗,大部兵力已至山腰,时值由揭阳开来的二十军的第二师四、五两团赶到,顿增生力,敌复稍退,我军于是得完全占领前面高山。不料当我军占领该高山后,敌军又进至另一高山相与抗衡。自正午十二时起,至晚九时止我军虽以极猛烈的火力扫射,该敌犹顽强不肯退,彼此冲锋各十数次,亦均监守固有阵地,不为变动。此时我军始知敌人之兵力较多而火器亦极精锐(实际上敌人兵力约一万五千人,三倍于我),不易击溃,遂决计举行夜袭,一面令二十四师的七十一、七十二两团兵士,齐上刺刀,乘间企图冲入敌阵,一面令一、二两师兵力在高山用极密烈的火力为之掩护。袭击部队,以火焰为号,以图围缴敌械。不料冲去二小时,不特未见火焰,且见我方冲去官兵纷纷逃回,问之,则谓敌军已有准备,当我军冲去时,彼甚为镇静,将我冲去的兵士,围住缴械。以此不愿缴械之兵士,既冲锋进,复冲锋出,一往一返,损失非常巨大。此时,能集合再行前进之兵力,只有二师之第四团,为数已有限矣。战至此,总指挥见我方一则兵力损失过多,二则全军弹药将罄,已无法再与支持,于是下令引退。待退却令下,各师点查人数,已减损一半。遂由第一师担任掩护,全部向揭阳退却。
与汤坑战役同时,敌人以一部兵力攻潮州,以海军攻汕头。攻汕头之敌虽被击退,但潮州竟失守,于是汕头亦不得不放弃。
九月二十九日我军自汤坑败退后,知揭阳不可守,遂决占据潮州。待部队将近潮州时,又改变计划向海陆丰方面前进,企图速取惠州。故至十月一日,我军大队,复行至距揭阳约四十里的炮台渡河。待渡河完毕,即已天晚,故是日仅在距炮台约十五里的地方宿营。次日(二日)行六十里,在贵屿宿营,竟日无事。三日复由贵屿出发。第一师为前卫,第二师次之,总指挥部又次之,十一军二十四师为后卫。是日已得牒报知普宁方面已有敌人企图包围我军,故命令为上午三时出发,但第一师部队至六时尚未开拔完毕,以致是日上半天行军路线,非常拥挤,费时半日,亦不过行二十余里。至午后三时,当我二十军部队已过流沙附近的乌石,总指挥部及二十四师尚在乌石时,在乌石前方山地,突然发现敌人,向我军射击。时总指挥以二十军部队均已通过,只有二十四师及总指挥部为敌兵隔断,殊为不利,遂决令二十四师七十团七十一团七十二团分前左右三方面占领阵地,掩护总指挥部通过。不料甫将兵力分配,敌人枪声即大作。途中零碎部队及大小行李见势均纷纷退走,一时途中人马,极为混杂,统率即不一贯,号令自难执行。总指挥虽猛力阻止退走,终无法使其服从命令,于是只好集合所有弁兵,扼守要路,其余闲杂人等,任其逃走,惟有枪兵士尚令其与弁兵会合,以图作最后的抵抗。战斗结束,第二十四师仅余数百人,退往海陆丰。第二十军余部则在将到陆丰时被敌人缴械。
与汤坑、乌石战役同时,敌人派三个师进攻留守三河坝的第二十五师。第二十五师在朱德同志领导下,与敌军激战三天三夜,敌军溃退,但第二十五师本身的伤亡也很大,全师只剩下二千人左右,一千多枝枪。朱德同志即领导这一部分留下来的部队,退出广东,经过江西,转入湖南南部,进行游击战争。后来,又在一九二八年四月,到达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部队会合。
二 政权的组织
在起义之前,党决定在原则上须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政权,实际上是组织一以共产党员占多数的与国民党左派联合的政权,名义上则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继承国民党正统”反对宁汉政府相号召。起义后即以中国国民党各省党部及特别市党部、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的名义,产生革命委员会。
关于革命委员会的人选,有过争论。主要的争点,便是关于张发奎的问题。在起义之初,对张发奎的态度已有不同的意见,就是起义的决定不必问张的态度,和必须争取张始能起义。最后的决定虽然是不管张的态度如何,由我们直接来干,但是在许多事实上,还是表现许多妥协敷衍张的政策。如起义的第二日由贺叶分电告张,表示欢迎他来南昌,同时并用民众团体名义电张欢迎(这些都未经前委会正式决定,在当时也投有同志正式提出反对的意见)。到讨论革命委员会人选时,徐特立、谭平山极力主张须加入张;周恩来、李立三同志主张张不应加入,但没有力争;恽代英、彭湃无甚可否。所以结果张竟为主席团成员之一,而黄琪翔、朱晖日亦列名革命委员会之中。
到瑞金后得到上海报纸,方知不但张发奎等已经举起鲜明的旗帜反共,即所谓各省左派分子,亦完全投降于武汉政府,而武汉政府又实际上投降了蒋介石,同时各省军阀都用国民党名义封闭工会农会,残杀工农群众。因此前委会议决定,国民党名义已为工农群众所唾弃,对于政权的性质,须根本改变,应该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政权。不过在工农政权之下须有联合贫苦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实际上便是工农分子占多数和共产党员占多数的政府。同时决定乡村政权应完全归农民,并须以贫民为中心;城市政权,工人须占绝对的多数;县政权,工农分子应占绝对的多数。到汀州后,又决定政府仍沿用“国民政府”的名义,以应付外交,避免帝国主义过分的干涉,同时并决定以谭平山为委员长,把陈友仁等都加入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之中。政府委员中虽然加入了许多工农分子,然实际上这几乎是对原定政策的敷衍办法,因为除苏兆征同志外都仅是空衔的政府委员。
三 土地革命的政纲
在九江时,大家对土地革命的政纲已有不同的意见。李立三、恽代英同志主张须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政纲,因为南昌起义的主要意义,就是要继续没收土地的斗争,实行土地革命。谭平山反对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政纲,谓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会惹起反动势力的更加联合和军队内部的分化。争论极烈,无从决定,只好报告中央征可否。后来周恩来同志到浔,传达中央的意见,应该以土地革命为主要的口号,方得最后的决定。
关于土地政纲的第二次讨论,是在南昌起义以后。当时农工委员会提出的农民解放条例中有“没收二百亩以上大地主土地”寻一条。讨论时大家有许多不同的意见:或以为二百亩的限制还是太低,主张没收三百亩到五百亩以上大地主的土地;或主张实行武汉议决后搁置之土地政纲,没收“肥田五十亩,瘠田一百亩”以上地主的土地;甚至还有主张全不提出者。最后代英同志说:“我们这次八一革命,就是要实现土地革命,所以我们决定了土地政纲,在沿途就要开始实行。只要真能实行,就是没收两百亩以上的大地主都是好的。”因此农工委员会原案遂通过了。
此项政纲决定后许多同志都很怀疑,沿途找到在军队中的广东农民讨论。有一个农民很痛快的答复说:“如果是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大地主,便是耕者无其田。”因为在广东两百亩以上的大地主很少,除掉许多公田以外。这一句话把许多同志的脑筋都惊醒了,因此,到瑞金后前委会议遂决定改“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大地主的土地”为“没收土地”,不加亩数的限制,并废弃原有农民解放条例,另提出一修正条例。
第三次的讨论,系在上杭讨论国民政府的政纲时。当时多数同志的意见都是主张全部没收,因为觉得农民起来了,不但二百亩以上地主的土地会实行没收,就是二十亩以内的自耕农的土地都会没收,甚至平均地权,湖南许多地方的农民对土地的处置便是前例,我们的政府当然不能因为他们超过了土地政纲限制和侵犯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便压抑他们,所以应根本提出“没收土地”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至于争取小地主的方法,可用其他的政策,如小地主的土地没收后由国家发给一种有息不还本的债券等。张特立的意见,对小地主仍应有相当的保护,所以主张改为没收五十亩以上的大地主。因为多数的意见都是主张全部没收,所以当时的决定还是“没收土地,耕者有其田”。到第二日,广东省委送来了一份详细的政纲,对土地问题,是没收三十亩至五十亩以上的地主的土地,对于依靠田租为生活者不没收,并已经在各地宣传。因此,张特立再召集会议,遂照张特立的意见“没收五十亩以上的大地主的土地”通过了。
四 劳动保护政策
在起义前后,很少注意到工人问题。直到瑞金以后,前委会才讨论一次关于劳动保护的政纲。结果,由农工委员会提出一劳动保护暂行条例,共十九条,内容有产业工人八小时工作制,手工业工人每日十小时工作制,因公伤亡的赔偿,疾病死亡的抚恤,失业保险及童工女工的保护,产前产后的八星期休息等。条文很简略,也未经过严重的讨论便通过了。
五 财政政策
南昌起义后,革命委员会成立,曾讨论到财政政策问题。当时意见在原则上几乎一致,就是要根本改变以前军阀的财政政策,将财政的负担从贫苦的工农身上转移到富有阶级,并决定即时废除厘金及其他苛捐杂税(这一点当时已有反对的意见)。到了临川以后,军饷一天天困难起来(因纸币不能用),急须设法筹办现金,因此引起关于财政政策的大的讨论。讨论中,总括起来有两种意见:一、主张沿用旧的政策,就是每到一城,即行提款、派款、借款等,实际上就是利用一般劣绅土豪来筹款。这种政策的结果,自然是把负担加到一般贫苦的工农小商人身上,大商劣绅反可从中渔利;二、主张应完全抛弃旧的方法,目前的政策,应该是征发(如征发地主的粮食)没收(没收劣绅反动派等的财产) 和对土豪劣绅的罚款等。谭平山等主张前一个意见,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等同志都主张后一个意见。这两个意见究竟那一个正确,当然是很明显的,如果我们采用前一个财政政策,不单和军阀筹饷无异,并且要动摇我们的根本政策(如建立工农政权,镇压土豪劣绅等)。所以在会议上大家虽然有争论,因前一说的理由不充足,自然是决定采用新的财政政策。但是到了实行的时候,却又发生了问题。在赣东一带因为得不到农民的支援,谁是大地主和土豪劣绅很难于调查,而旧的方法确可以筹到少数的观金。因此从临川至瑞金筹款方法极为混乱。谭平山并得出一个“原则”:“只要有钱,不问政策”。到汀州时,因为商会承认筹款,谭平山对于惩办土豪劣绅的政策都主张放弃了,但是结果上了一个很大的当。原来汀州商会承认三天内缴款六万元。谭平山遂让商会在城乡大派款,连十亩以内的自耕农及很小的杂货店都派他们十元八元不等,倒是十万元以上家产的仅出三五百元。这样搜索的结果,三日仅得二万余元,并且闹得满城风雨。因此革命委员会又讨论一次,大家极力批评这种政策的不当,遂又决定完全取消旧的方法,采用新的政策,在汀州大捉豪绅,实行没收与罚款,并发还许多贫苦工农的已出的派款,仅二日,即得四万余元。同时决定到广东后全用新的政策,并组织一战时经济委员会来管理一切。但是到了潮汕,新政策竟又完全放弃了。当时谭平山提出两个理由:第一、大规模的征发没收恐惹起帝国主义的借口干涉;第二、潮汕是国民政府所在地,大规模的征发没收的结果,将是商业全停,秩序混乱,使反动派得以扩大宣传。如是财政政策一仍旧例,战时经济委员会便从此夭殇了。
六 镇压反动派
在革命委员会之下设立的政治保卫处,专为镇压反动派的机关,并决定对于土豪劣绅等反动派采用严厉镇压的政策。这一政策,开始在赣东一带因得不到农民运动的支援,几乎无法进行,仅在驿前、广昌、平山市、瑞金、会昌等处杀了三十几个土豪劣绅和几个AB团分子,到汀州杀了四个劣绅。在当时,政治保卫处准备到广东后大规模的镇压反动派,但是结果仅在潮州杀了三人,大埔四人,汕头十二人,原定的政策竟未能实现。主要的原因是:第一、重要的反动分子已闻风先逃无法搜捕。第二、潮汕一带农民运动极弱,主持同志的观念极为糊涂。如在大埔要当地同志开一反动派的名单,以便按名拘捕,他们却在名单上注记:某人应处以徒刑五月,三月,或无期徒刑等。其他如三河坝等地完全没有农民协会的组织,更无法拘捕。第三、主观上放弃镇压反动派的政策,如在汀州、潮州、汕头,谭平山屡次要求缓办反动派,徐光英就任汕头公安局长,反动派还没有开始惩办,反先捉乘乱抢劫的贫民三人枪毙了。有一个海员工友看见了,马上说:“这是蒋介石第三的军队”。到潮汕失守时,牢内还关有几十个反动派(多半是工会送来的),竟无法杀他们(晚上不能放枪,又没有刀子)。反动军队一到,他们自然马上出来,更厉害的反动了。
七 宣传工作
在革命委员会之下,设立一宣传委员会,专管宣传工作,同时又设立了总政治部,管军队内部的宣传工作。然而此次的宣传工作,却做得很坏。宣传口号和政策的错误,这是由于总的政策的错误,当然不能归罪于宣传工作。但是“八一”革命的意义,不但是没有深入群众,就是两军的士兵亦不明白;十一军的兵士直到失败后还说:“四军十一军本是合一的,就是叶挺弄坏的。”这都是因为宣传工作没有深入兵士的缘故。
八 进军途中的工农运动状况
赣东除在临川、宁都找到党的特支组织外,其余所经各地,都没有找到当地党的组织,我军完全得不到农民的帮助。但反动的A B团的势力在赣东一带却很大,所以我军在这一带不单是不能得到农民的帮助,并且受了很多的阻碍。
政治工作人员沿途向兵士宣传广东农民运动极好,只要到了广东,各县的农民,一定可以马上起来支援,民工、粮食等当然毫无困难。当时不但是一般兵士都很相信这样的宣传,所有的同志也都是这样想。但是一进广东界,却使人大失所望。农民对军队的情形还不如福建。如大埔已经有工农讨逆军的组织,并且准备起义已经两三月之久,但是只有很弱的极幼稚的军事技术的布置,全未注意发动群众的工作,更未注意群众的组织,以至我们军队到了,连拘捕反动派的工作他们都不敢做。军队开拔时,要他们召集一百农民组织农民军,保卫县政权,结果仅得五十余人。
三河坝在军事上极为重要,但是当地全无农会的组织。松口为工农讨逆军第八团团部所在地,仅有七十几个农军,农民群众亦未起来。我军交了一百五十枝枪给他们,结果找不着农民来拿。
大家想象中的汕头的工人运动一定很发展,因为在省港罢工时经过很长期的斗争。但是到了汕头,预备将以前的警察完全撤换,组织五百工人义勇队来代替,经过三天的号召仅得七十余人,并且都不甚愿意,因为饷项睡食等等都不如意。
汕头也经过数月的起义准备,但是也因为只是注意军事技术的准备,不知道对群众政治的鼓动,所以结果群众不能起来。
潮汕以东(西)一带农民运动较好,农民群众经过长期的斗争,起义的军事准备亦较完善(仍是缺乏对群众政治的鼓动和组织),群众亦自动起来参加,所以在我们军队来到以前,农军已将海陆丰两城占领了。我军到时,潮阳、揭阳的农军也占了县城,普宁四乡的农民都起来将县城围住了。反动派死守县城,有枪八百余枝,机关枪大炮都有,农民围攻不下,派人要军队援助。当时派了十一军一营人去助攻,只数小时便攻破。本可将普宁的反革命分子聚而诛尽,但是这一营长(同志)在攻破城时,不让农军进城(因恐农军杀戮太多),同时并宣布:
“革命军是不扰民的军队,决不会随便屠杀的。”到军队撤退时,农军也不敢杀了。因农军这样想:“军队是我们自己的军队,不于破城时大杀反动派,或者是团体预定的政策。”
只有潮阳农军于破城之后曾大杀反动派,农民异常欢迎。浮洋农民与地主激战数日,后经军队的帮助将民团缴械后,农民将地主大烧杀了一次。但这些地方的反动派尚未完全肃清,而军事上已完全失败了。于是各地的农军都只好仍旧上山去。
九 党的组织
“八一”革命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完全在党的指导之下,实际上不过是许多共产党员的个人指导。
中央的“八七”紧急会议,对于“八一”革命以后的政策,如国民党问题,政权问题,财政与经济政策,外交政策,均未有明确的决定。前委的同志,直到了汕头后,才知道有“八七”紧急会议这回事。行军两月,简直成了野人,不单是不知道党的情形,并且连全国大的政治状况都不知道。蒋介石下野,到汀州看见《申报》才知道。
前委的委员,原照中央命令,没有谭平山,但是当时谭平山在政治上负了很大的责任,中央并未将他撤换,所以前委商量的结果,只好要谭平山参加前委会议。南昌起义前,前委组织比较完善,后来革委成立,前委委员都加入到革委去了,并且都担负很繁重的工作,各项技术工作也取消了。于是前委变成了革委的党团。同时负责的几个人,都是前后左右分途而走,很难集合一块开会。因此除掉几个重大根本政策以外,许多重要的问题都由负责同志随意办理,甚至违反已定的政策,也不能纠正或制裁。譬如在汕头再与张发奎联络和滥委陈炯明部为师旅长等事,有几个参加前委的同志当时全不知道,直到香港才听见说。
在革委内工作的约二百六十余人,内有一百八十余同志,但是到汀州才组织起来,开过两次大会和几次支部会。至于他们的工作,前委全未能加以管理和指导。
军部方面党的组织比较好,各种会议也比较多,不过与前委的关系不密切,因为军部在组织上是独立的,对军队的一切政治的指导都须完全经过军部。但军部的党委在政治上亦很弱,所以党的政治方针很难深入到军队中的同志去。
沿途所经过的各地党的组织,都异常幼稚。在赣东一带不必说,就是在粤东一带所有各地的党组织,也全不是群众的斗争的组织。有些地方曾极力做起义的准备,但只注意军事技术,全不深入到群众中去。(以上根据一九二七年出版的《中央通讯》第七期、第十三期上的资料编辑,同时也参考了其他的一些文献)
"抄自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史资料室编:《党史资料》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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