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鄂赣苏区是土地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一块重要根据地。在根据地建立的初期，一些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县就先后成立了银行，开始发行纸币。1931年11月成立湘鄂赣省工农银行后，各县停止发行纸币，由省银行统一发行纸币。内定由省银行筹集4万元基金，发行10万元纸币，后发行量大大超过。至1932年4月，纸币出现严重贬值。中共湘鄂赣省委和省苏决定收回这些纸币，然后重新集股成立新的银行。原计划用三个月时间收回所发行的纸币，但实际收回纸币工作未能如期完成，且在收回纸币的同时仍继续发行纸币。本文追溯这一段历史，并简要探讨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

　　关键词：苏区 湘鄂赣 财政 金融 货币发行

　　湘鄂赣苏区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湖北、江西三省交界处建立的一块重要根据地，它由湘鄂赣边境地区和鄂东南两块根据地组成。这个革命根据地的财政金融工作与其他苏区相比，既有共同点，也有它自己的特色。考察、研究湘鄂赣苏区的财政和货币发行情况，弄清其中的一些问题，对于我们深入学习研究湘鄂赣苏区的历史、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根据历史文献和相关书籍，试对此进行分析，以就教于广大同仁。

　　一、湘鄂赣苏区前期的货币发行情况

　　湘鄂赣苏区的创立可以追溯到1927年9月爆发的秋收起义。1931年3月，隶属苏区中央局的中共湘鄂赣边区特委成立，标志湘鄂赣苏区有了统一的领导核心。1931年7月，特委改称省委。10月，湘鄂赣省苏维埃(简称省苏)作为政府机构正式成立，在湘鄂赣广大区域全面行使政府职能。

　　在湘鄂赣省苏维埃还没有成立的时候，边境地区建立了赤色政权的县就先后成立县级银行，开始发行苏维埃货币了。中央局派出到湘鄂赣苏区的巡视员滕代远在1931年7月的一份报告中讲到：“各县办有银行，平江出纸票已有一三000元，又铸银元一000元，浏阳已出纸币一0000元，万载出六000元，修水出的纸票约数千元，但浏阳已查出有被奸商流氓合污出有假票，已当众宣布处死了。纸票银元出现时，非常受群众欢迎采用。红军士兵都争换苏维埃的银元作纪念，以致流通到白区岳州汨罗等处，后因被敌查觉严加禁止，并杀了一些用纸票银元的小商及士兵，因此发生有奸商集中数百元的票子来挤兑，阴谋挤倒工农银行，因政府事先将票子借作政府开销用了很多，没大批现金作抵押，以后票子只能做常洋在苏区通用无碍，因被敌封锁外货少能到苏区，苏区产品也不能出口，且到外面购买要光洋，以致苏区现金非常缺乏，纸币只能在赤区内通用。”[1][P531] 滕代远的报告透露出几个重要信息：首先，各县银行发行纸币时的准备金(即银元，也就是本文所讲的现金)是很不充分的，面对持几百元的纸票前来兑现的人，就觉得很难应付，甚至认定他们“阴谋想挤倒工农银行”;其次，政府把票子挪用作为日常开销的事被认为是很正常，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再其次，各县银行发行的纸币虽然短期内受到广大群众欢迎，但很快就限制仅在苏区内部流通了，原因有两个：一方面是敌人的封锁查禁;另一方面，银行现金缺乏，兑付不便。最后，苏维埃政权对于使用伪造苏区纸币的惩罚是很严厉的，胆敢伪造、使用假钞票的人面临着掉脑袋的危险。

　　滕代远讲到“各县办有银行”，他没有提及这些银行的开办时间。不过，至少在1931年4月份各县便建立了银行。因为4月的一份文件讲到：“经过几年长期斗争的边区……虽然现各县都成立了工农兵银行，发行银币和铸造银币，积极发展农村经济，开办工厂，开辟金矿、煤矿等工作，可是刻下收到利益还是很少，因此边区的经济情形实在破产到极点了。”[2][P492]

　　有专家详细探讨了湘鄂赣各县银行成立的时间，其中成立银行最早的是平江，“县苏维埃政府……决议成立平江县工农银行。经呈报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批准，于1930年11月宣告成立。”[3][P30] 最晚的是宜春，于1931年8月“宣布正式成立宜春县工农兵银行”。 [3][P37] 在这些县银行中，发行纸币最多的平江工农银行，在八个月(1930.11-1931.7)总共发行一万三千元纸币。这个数字其实要说起来也不算多，但即使这些不算多的纸币已经不能及时充分兑付了，这应当是一个不祥的苗头，可惜没有受到领导者的高度关注。

　　1931年8月30日，中共湘鄂赣省委第一次执委扩大决议案制定了苏区财政方面的对策：“(1)开办银行，发行和统一票币，集中现金，铸造银币，实行低利借款和储蓄。(2)组织全省总银行，各县设分行。(3)统一全省的财政和税收。(4)确定全省的预算和决算。(5)反对浪费和贪污，清查过去账目，实行财政公开。(6)没收地主及反动家属以及祠堂庙宇宗教家的财产。”[1][P586] 这个决议说明省委从建立之初就很重视财政经济工作。并有了明确的指导方针。决议中还对经济问题做出计划：“1)开办银行。(1)开设全省银行，各县设分行。(2)发行纸币十万元，基金暂定为三万元。(3)集中现金。2)统一税收。(1)农业累进税从五元起到一百□廿五止统筹到省苏支配。(2)确定各种预算决算，节省用费。(下略)”[1][P599] 此时省银行还没有成立，但省委对即将成立的省银行以及相关的经济工作已经做出了比较具体的安排。如果严格按照这个决议执行，湘鄂赣苏区的经济应当会得到较好的发展。

　　一个半月后，1931年10月14日发布的《中共湘鄂赣省委通告(第五号)》比较详细地分析经济形势和对策：“经济与财政是目前苏区最严重而没有正确解决的问题。目前在苏区变现得非常严重的是：苏区经费困难，各级苏维埃财政不能统一与规划，票币在各县不能互于流通，富农与奸商将现金埋藏，党与政府机关的负责人首先存着失败的观念，认为环境严重，票币就没有办法使用而且会失信仰。省委认为这一问题不马上解决是很足以影响到斗争的。……要实行凡属有二百元以上的现金都要集中银行，票币要用在生产事业上，严禁滥用票币的错误与危险。”[1][606-607] 这个文件已经预见到滥发票币的危险，并做出了警告。但后来的情况不幸验证了这个警告。

　　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迅速开展工作，筹建红色银行——湘鄂赣省工农银行。“1931年11月，湘鄂赣省工农银行筹备就绪，省苏维埃政府颁发布告，宣布湘鄂赣省工农银行正式成立。”[3][P46] 根据前面所引的8月30日中共湘鄂赣省委第一次执委扩大决议案，各县的银行改为湘鄂赣省工农银行的分行，他们发行货币的权力也应当上交给总行了。

　　湘鄂赣边境工农银行正式成立前，各县总共发行了多少货币，是一个尚待考证的数字。根据前面滕代远的汇报记录来看，即使加上撰写报告后的几个月各县增加的发行量，合计总数也不会很多。但是，湘鄂赣苏区还包括鄂东南地区。湘鄂赣省工农银行正式成立之前，“鄂东南苏区货币在分散发行阶段所发行的数量相当可观，大约为50余万元。折合铜币券300余万串，其中大多是各县、区农民银行机构发行的。”[3][P75] 加上这一块来统计，湘鄂赣省工农银行成立前，湘鄂赣苏区红色政权发行的货币总数便相当可观了。

　　各县发行的这些货币在湘鄂赣边境工农银行正式成立后如何处理?如果立即全部作废，那势必严重伤害群众利益和苏维埃的威信。1932年2月20日翻印的一份湘鄂赣省鄂东各县苏维埃政府《财政经济部长联席会议决议案》中讲到：“各分行的票子，限四月半一律收回，过期作废。”[4][P63]这里讲的分行即以前的各县银行，所讲的收回，还没有讲清楚具体的方法。可能是在规定期限之前，，群众持县银行的纸币到银行换新的省银行的纸币;也可能是两种纸币在四月半之前在市面同时流通，但县银行的纸币被银行收进后不再发出，这样也可以逐渐收回各县银行的纸币。两种办法的区别是按第一种办法货币的发行量会比较少。鄂东的情况如此，其他地区也应当是相差不大。

　　二、湘鄂赣省工农银行成立后的货币发行情况

　　1931年11月湘鄂赣省工农银行成立后，立即开始了各项紧张的工作，如印制可在全区流通的省工农银行纸币，统一苏区财政;收集金银，铸造银元;为开展赤白区之间的贸易提供资金，等等。这其中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印刷、发行纸币，因为苏区另外还有财政部，许多财政方面的工作可以靠财政部和下面各县来做。

　　1932年2月，湘鄂赣省工农银行成立仅仅三个月的时间，苏区中央局致信湘鄂赣省委：“经济政策的正确运用在目前是很重要的，你们要防止一切‘左’的办法，在遵守苏维埃的一切法令之下，应准许私人资本开设或向政府租借工厂和企业(爆竹厂、纸厂、矿山)或由工人自己去组织合作社，政府给与物质的帮助去发展苏区的生产。……建立与白色统治区域关系的商业交通关系必须很具体的去执行，应将你们区域内大宗炮竹布纸运出苏区，使苏区的经济发展。现金出境应有限制，惟不能完全禁止现金在市面流通，同时工农银行的纸币万不可浪[滥]发，以致将来失去信仰。”[4][9-10] 中央局的信除了对发展苏区经济作出了详细指示，还特别警告“工农银行的纸币万不可滥发”，否则，纸币将来会失去信用。中央局的警告应当不是无的放矢，而是了解一些纸币发行不正常的情况后才提出的。但是很不幸，中央局的警告并没有起到作用，货币滥发的情况还是很快就发生了。

　　1932年3月20日，湘鄂西中央分局给湘鄂赣省委的信中谈到经济问题时说：“在你们苏区有茶油、红茶、纸、大布、夏布、麻、豆支[豉]、炮竹、磁器许多产品。现在都衰落下来。这里解决主要的方法是商业流通问题，……现在银行票币已经低至七折，你们即须停发□□基金，使票币回到与现金相等，然后再按市场需要发行，并且要保证准备基金能完全兑现，现金只能限制出口，在苏区内还须流通。”[4][P82-83] 这里讲到“银行票币已经低至七折”，可见2月份中央局在信中警告的后果已经出现。湘鄂西中央分局在信中也针对性的提出了一些解决货币贬值的方法，不过这些方法恐怕很难得到落实。考察这个文件，要求保证准备基金能完全兑现，也不现实，因为原定计划的基金就只有三万元，发行的纸币则有十万元，怎么可能完全兑现?

　　仅仅两天之后，即3月22日，湘鄂赣省委第三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对滥发货币引起的困难局面和过“左”的政策作出检讨：“苏维埃的土地法不正确，劳动法没有执行，经济政策更糟糕，过‘左’的苏维埃商店和饭店的设立。绝对禁止现金外出，禁止消耗品(纸烟……等)运进，平时也颁布命令规定市价(谷米油烟纸猪肉……等)垄断货物的运输(转运局)，不要一个钱现金，企图滥发一百五十万纸币，而现有的纸币跌至六折(鄂东)，甚至一个钱不值(修铜)。最危险的就是不对[兑]现，而竟有群众哀求，跪求政府和银行负责人对[兑]一块钱作买盐的非常现象，而另一方面现金的滥用或用得不当的事实又很多。”[4][P91] 这里所讲的“修铜”是当时文件常用的简略语，指修水、铜鼓两个县。决议案承认纸币贬值的程度比两天前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来信所指出的还要低，修水、铜鼓已经到了一钱不值的地步，这种情况无疑是令人震惊和痛心的。而滥发一百五十万纸币的企图，也令人觉得太胆大了。

　　面临如此严峻的局面，中共湘鄂赣省委决心采取断然措施，纠正此前的错误。不到半个月，在4月4日，中共湘鄂赣临时省委在《三个月(四、五、六)工作计划》中对国营商店和银行的困境提出了解决办法的原则：“六、取消苏维埃商店饭店，招牌已经坏了的工农银行。党领导群众组织合作社，代替国家商店饭店;由群众集股，各级苏维埃拨一笔现金在三月后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鄂赣省分行’。” [4][P131]四天后的4月8日，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执委扩大会议在《四个月行政计划决议案》中对取消坏了信誉的工农银行、重新建立新银行做出具体计划：“湘鄂赣省工农银行的票币不得再发，并限定三个月内一律收回，在四月份内收回六分之一，五月份内收回六分之二，六月份内收回六分之三。分定各县苏负责按现金作银行收回票币基金，并决定由万载县苏担负现洋一万六千元，宜萍县苏一万一千元，宜丰县苏六千元，铜鼓县苏六千元，浏阳县苏七千元，平江县苏七千元，修水县苏一万一千元，鄂南县苏一万六千元，红十六军担负五万元。要对群众公开承认过去滥发票币的错误，俟票币收回后，工农银行的名义应立即取消，再由群众集股，各级苏维埃以现金的帮助，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鄂赣省分行’。再鄂东分行的票币应令鄂东在限期收回。”[4][P135]

　　这个文件对收回滥发的票币作出来时间上的规定，并对收回票币所需的现金也给各县布置了要求筹集的具体数字。但即使各项工作都能够如愿以偿地完成，如何确保新的国家银行分行正常运转，防止再次出现纸币贬值，也要未雨绸缪，做好安排。其实湘鄂赣苏区的领导机关也清楚，滥发货币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开支太大，所以这个文件针对开支太大提出了一些解决办法：“关于今后财政的节流办法，须遵照中央临时政府所颁发之地方各级苏维埃暂行组织条例关于各级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最高限度之规定，实行淘汰冗员。另一方面，各地游击队须尽量向各白色区域开辟经济的来源，根据中央所颁布之税则征收各种累进税。省苏须设法整理和扩大开采黄金洞的金矿，以裕财政收入。严格的统一全省财政，制定全省预算决算。各级须组织经济审查委员会，以审查各级财政手续(但系短期的性质)，今后军费由军队自给。”[4][P135] 这些办法看上去都很好，但能否真正落实，能否全面解决开支过大的困难，则不能轻易下结论。

　　中共湘鄂赣临时省委制定的《三个月(四、五、六)工作计划》非常重要，因为此后一段时期湘鄂赣苏区的金融财政工作基本就是围绕如何落实这个文件开展。不过我们分析如何落实这个文件之前，不妨先探讨一个问题：从1931年11月湘鄂赣省苏区银行正式成立到1932年4月，仅仅五个多月的时间，省银行一共究竟发行了多少纸币?

　　前面1931年8月30日中共湘鄂赣省委第一次执委扩大决议案中讲到筹建银行计划的计划时说过：“发行纸币十万元，基金暂定为三万元”，就整个湘鄂赣苏区来说，发行十万元纸币确实不算多。问题是1932年3月22日的文件中批评省苏有过“不要一个钱现金，企图滥发一百五十万纸币”的设想，150万元这个数目就相当庞大了。不过这究竟是个设想抑或成了现实，没有看到相关记载。或许我们可以从筹集兑换回收纸币的基金数来推算纸币发行的数量。根据上面文件中分配给各县筹集基金的数目，累加起来总数是13万元。假设基金与纸币按照1：1来计算，货币发行总量应当是13万元。但是如果湘鄂赣苏区在大约半年内仅仅发行13万元纸币，似乎不可能引发如此严重的贬值。因此，更合理的计算方法是基金与纸币的比例依然是按照原先规定的大约1：3，即发行了大约40万元，而实际基金依然是原来省银行成立时的三万元，由此便引发了苏区纸币的急速贬值。文件希望通过动员，筹集到发行量三分之一的基金，这样便大致可以维持纸币的稳定。这仅仅是笔者的推算，还有学者分析湘鄂赣苏区发行货币时说，“1932年统计纸币的数目，就有30万元。”[3][P55] 这个数字与笔者的分析有些差距，但不算太大。

　　除此之外，鄂东南地区发行的票币也有80万元之多[4][P249]。

　　三、湘鄂赣苏区收回工农银行纸币的情况

　　前述中共湘鄂赣临时省委制定的《三个月(四、五、六)工作计划》很快在苏区开始执行，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以《对全省选民的工作报告》公布了省委制定的计划，[4][P567]正式以政府的身份开始票币的收回工作。4月25日任中共湘鄂赣省委组织部长的胡梓在论述专门论述经济问题的文章中提出：“在三个月之内有计划的把各地票币，尽量做到兑现收回，坚决征收商业和土地累进税，税收的负担只要落在富农、富商肩上，对贫农、雇农尽量免税或减税，各地必须立即有计划的准备在发展苏区经济和向外发展的条件之下，做到经费自给和供给省苏，实行财政统一开支制度和努力财政的整理开源节流的工作。”[4][P162] 胡梓对如何贯彻省委指示、全面改进财政工作列出了几条具体要求，他还在同一篇文章中坦率承认：“自然客观的敌人的封锁与残酷烧杀，如苏区内奸商富民及反动派的破坏，也是造成经济困难的重要原因，但是主观的‘左’倾领导，我们应该承认这一错误，而丝毫不容许用任何解说来掩盖的。”他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分析了造成苏区经济困难局面的原因。

　　虽然省委制定了三个月筹集基金、回收票币的计划，实际执行过程中还是遇到许多困难，导致计划难以完成，以致省苏针于6月7日针对关于各县收回票币的基金问题专门发出财字第一号《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训令》：“关于各县担负收票的基金，既经省府决定并通令各级执行，复由省财政部一再函催缴来，然而一直至今第三期——六月又过了几天，除修水解来洋一百九十元外，其余各县通通没有缴来。……三期收清票币，省府已老早布告昭彰，今若不加紧收清，则政府信仰既失，群众亦必因此而怀疑，这是如何严重的。……最近据鄂东的报告，他们八十余万元的票币能在八月以前一律收清，以他们那样多的票币，同时与边境各县又是一样的困难，一样的没有准备现金，而竟能很快收清，可见他们执行程度比较各县迅速一点，……省府希望各县进一步的了解上面这些意义，同样的坚决努力起来，迅找一批现金来收票币，而促新的国家银行实现，……”[4][P248-249]这个训令披露了严峻的现实：原来希望各县上缴的基金现在远不能达到预定的计划，这样势必影响票币的收回工作。鄂东的情况从上报的情况来看虽然很乐观，但事实证明鄂东的报告并不真实。仅仅十几天之后，6月20日鄂东南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维埃工作决议》中便承认：“过去的银行完全失去了独立营业性质，成了苏维埃一个会计科，尤其是不顾及基金多少，只是无头底的滥发纸票，以致不能兑现而票价低落，甚至行使不通。现在应照办事处三个月行政计划，坚决将票币分期收清。查现在流通票币，除业已收回数目外，仍有五十余万元。七月至少要再收回二十五万元，至八月间即实行兑现。从前各县派定担负整理银行的现洋，各县应如数解来。”[4][P287]原定六月底完成的任务，已经在文件中打算延迟到八月份完成。而从具体数目来看，四五六三个月完成了三十万元票币的回收(这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可观成绩)，还剩下五十万元要在七八两个月中全部完成，分析起来也是很难做到的事情。

　　鄂东南苏区票币收回的情况不容乐观，湘鄂赣苏区的情况也不理想。到了9月份，比原计划全部收回票币的6月份已经晚了3个月了，中共湘鄂赣省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政治决议案》中提到这项工作只是说：“旧银行的纸票收回了一部分。”[4][P359]承认到了9月份还只是收回了“一部分”，依然没有完成全部票币收回的任务。

　　收回旧票币的任务一拖再拖，无法按期完成，筹建新银行的计划也就只能停留在纸上，无法贯彻落实，后来的文件对此也几乎不再提及了。既然新银行没有成立，原来的银行便依然存在并照常运转，那么“票币不得再发”的禁令自然无形之中成为一纸空文。结果便是一边在努力收回工农银行票币，另一方面却还在继续发行这种票币，而且发行量还大于收回的数量。“统计到1932年8月，除收回的30000余元外，流通在外的纸币尚有104000余元，而到1932年底统计，除继续收回的纸币之外，流通在外面的纸币又增加到194000元。”[3][P89-90]

　　到了1933年7月下旬，湘鄂赣省委给中央局的报告中还在汇报收回票币的工作：“现在省苏工作日见紧张而有秩序，对于财政困难尽量在克服，并在收回纸票，主要发动党内外群众来进行，已收到了不少的效果，只就党省委来说，已经收到钱票五千多元，统计收到了五万多元。”[5][P68] 此时距提出收回票币的下限已经晚了一年多，统计下来只收回票币五万多元，可见远远没有完成这项工作。

　　四、余论

　　湘鄂赣苏区从1931年11月成立省工农银行，发行纸币，到次年4月就发生严重的贬值，需要收回纸币，而收回纸币的工作又遇到重重阻力，难以完成。这其中有不少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经济有自身的客观规律，人们只能尊重这种客观规律，按照这种规律来开展工作。任何蔑视、无视经济规律的行为即使在短期可以勉强支持，时间一长，必将受到客观规律的报复和惩罚。货币发行量也有自身的规律，它必须与当地经济发展规模、水平相适应。超过实际经济规模，大量发行的结果肯定会导致货币贬值。事实上，无论是湘鄂赣苏区还是中央局都知道这一点，中央局事先还提出过警告“工农银行的纸币万不可滥发”，但结果还是出现了这种情况，这就不能用“不懂经济客观规律”来解释。至于把发生这种情况归咎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恐怕也不是公正客观的态度。

　　我们不妨以当事人的角度来探讨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湘鄂赣苏区的领导同志对大量发行货币的严重后果既然有所了解，却依然同意这样做，一定有迫不得已的苦衷。这就是为了维持苏区党政等军系统的运转，为了支撑革命战争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许许多多的开支迫使省工农银行不得不开动纸币印刷机，以向有关部门提供票币，因为依靠正常税收获得的资金实在是太少了。有数字可以证明这一点：“自1932年3月底省委一届三次执委扩大会后至同年8月10日全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4个多月的时间里，财政向银行透支共十四万六千元(还不包括鄂东南和边境各县)，银行透支款约占这一时期军政费用开支的87%。自1932年8月至年底约5个月时间内，虽然已开征了各种税收(统计为38700元)，但由于军政费用开支过大，仍在银行透支38430元” [3][P89] 。可见庞大的开支才是造成滥发纸币的基本原因。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无非是开源节流。所谓开源，就是想方设法增加财源，如想法扩大平江金矿的生产，铸造银元，加强税收征管，鼓励私人营业自由，其中最主要的还是靠打土豪。苏区的土豪打完了就打富农，或者组织游击队到白区去打土豪。但这样做也会导致“左”的行为发生，“如乱打富农，连有四元钱的农民都当作富农打” [4][P3] 。至于节流，为减少开支，湘鄂赣苏区也曾采取过许多措施，如规定各级苏维埃机构日常工作经费开支数目，减少冗员，降低公职人员的生活费标准，开展节约运动，等等;这些措施虽然起到一些效果，但却难以根本解决军政费用太大的状况。于是只好按照惯性，靠发行纸币来维持，结果造成纸币严重贬值的后果，不仅损害了苏维埃政府的威信，也直接影响了苏区群众的生活。湘鄂赣苏区这段货币发行的历史教训无疑是值得我们记取并引以为鉴的。

　　引注：

　　[1]中央局滕代远巡视湘鄂赣苏区的报告(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二日)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 第一辑 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第1版

　　[2]C.Y.湘鄂赣区特委由鄂东给少共中央的报告(一九三一年四月)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 第一辑 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第1版

　　[3] 丁国良 张运才 主编：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货币史 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3年10月第1版

　　[4]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 第二辑 人民出版社1986年1月第1版

　　[5]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 第三辑 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

　　作者介绍：

　　王小玲(1962-)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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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洪模(1951-)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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